時光流逝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活躍在甘肅文壇上的一批小說家如柏原、邵振國、王家達、景風、雷建政……等，除了邵振國仍在繼續創作以外，大多數已經淡出了人們的視野。大浪淘沙，誰是留在沙灘上的珍珠呢？
　　我首先想起了柏原（點擊此處回顧“活字”書系|柏原專場文學沙龍現場）。重讀他的小說，有種久違了的親切感。感覺他是從隴東黃土塬上隨意地鏟起一鏟鏟黃土，當做顏料抹入小說藝術的畫框里，形成一座座黃土梁峁、一張張黃色的臉。他選取的題材具有平常性，舉凡村民們開會、修莊窠、偷洋芋、諞閑傳、騙娶媳婦、打狼、用毛驢馱水、給牲口看病……之類的日常生活情景，紛紛攝入了他的小說鏡頭。他用這些畫面和人物構筑出來的隴東鄉土生活畫面，的確是原汁原味的。但我產生一個疑問，這么平常的題材，寫出小說來，豈不是太平淡了？最讓人擔驚的是，他的名篇《喊會》（點擊此處有《喊會》全文）《大窯》，居然寫的是村民開會——開會能講出什么故事？能寫出什么花兒來？讀者如何會有興趣讀下去？須知，對小說家來說，選取有戲劇性的題材，是一種基本經驗，是一條比較容易走的傳統寫作路徑。而柏原顯然是避開了這條大馬路，選擇了一條極可能寫不下去、寫出來也可能極不起眼的蜀道去走。
　　從中可以看出，他秉持的是平常而高度逼真的寫實原則。
　　再細看，他寫日常瑣事的真實目的，其實并不是要把村里的瑣碎事情講給天下人聽——如果他說的村民開會、挖墻這類事情果真毫無意思，那誰會有興趣聽他嘮叨呢？他的小說也就因平淡而失敗了。青年小說家弋舟就說，寫小說主要靠的不是生活經驗，而是作家的“能力”。不然，為什么最熟悉鄉土生活的作者，反而寫不出優秀的鄉土小說呢？這一問有點意思。柏原作為寫作老手，自然懂得小說得有魂。他的材料其實不是隨意捻來的。細細回味，他講述的這些鄉村瑣事，每一件背后都有耐人琢磨的后味。看似平常，但內里自有棱角。譬如《挖墻》《奔襲》《喊會》，透露出的是農民們的種種不合法行為背后的委屈，裝聾作啞、玩心計軟磨拖延背后的消極抵抗心理。從象征意義上理解，也可以說這些小說隱含了改革弊病的繁難復雜性。與擅于描寫農民的許多名家相比，柏原似乎對隴東農民的狡黠心理格外關注，許多小說都精細地刻畫了農民們表面懵懂、內心狡黠的狀態，最精彩的例子莫如《背耳子看山》。背耳子和二桿子隊長之間的相互算計、斗智令人啞然失笑，但一想到饑餓的背景，又笑不出來。這些小說的味道都有些復雜，難以一言概括之。從中可以體會到，柏原是有鷹一樣的眼力的，他能從瑣小中看出大，從平常事情中看出不尋常的意味來。這也就是弋舟說的“能力”之一。柏原的另一種專業“能力”，是他構思短篇小說情節結構、強調文眼、化用鄉土語言、暗示的能力。《背耳子看山》開篇看似寫得漫不經心，隨意說開去，但看完小說才知道，這是一篇構思極為精密的小說，特別是隊長“賊日的”這句村罵，大有深意，籠罩全篇；而背耳子挪動洋芋地里那塊做標記的石頭，也是一個支撐全篇的關鍵細節。又如《挖墻》的扭結在于，一堵土墻，怎么挖，就是挖不了；《喊會》的文眼在于農民們在特定的背景下再也不肯聽招呼，但最終還是聽招呼了。《天橋崾峴》描寫一個俏麗的瞎眼姑娘在崾峴上永遠癡癡地等待學生娃、而學生娃壓根就沒有在意過她，瞎眼姑娘心底的愛情憧憬最終殘酷破滅，只能嫁了別人，開始了所有的農村女人辛苦恣睢的一生。故事新鮮，基調傷感，令人動容。柏原在借鄉村小事表達他想表達的意思時，動用了小說家的各種技術手段，卻毫不顯山露水。這就是老作家的功力了。
　　柏原記錄的是上世紀某些年代隴東農村的事情，那個年代已經逝去，如今的農村已不復當年模樣，他的小說便成了一方百姓的生活檔案，一群農民的精神秘史，一個民族的部分記憶。這一點，任何社會學著作都無可比擬。他的寫實小說的價值之一就在此。
　　柏原像黃土塬一樣本色的小說給人的貧瘠感、荒遠感、苦澀感乃至苦笑感，給了我這樣的印象：這是典型的現實主義作品，是真正的中國故事。那么，將陳忠實、李銳、李佩甫、柏原這一代作家的小說與十多年后汗牛充棟的當今小說相比，有沒有區別，區別在哪里？或者說，小說之河在順勢流動中，增添了什么，又失去了些什么？
　　在我看來，文學從來都不是簡單地按照進化論的模式向前推進的，而很可能是像河流一樣有涌進也有曲折；不是后來的文學水準一定超過前代文學，后起的作家一定比前代作家優秀；也不是走紅的作家就一定是最優秀的作家，不太被重視的作家就不具備雄厚的實力；對具體作家來說，尤其是這樣。我的觀察印象是，如今小說這條河的流量無疑是大大增加了，優秀的小說還是有，但這條河流整體上已經由濁變清，一些東西被有意忽略掉了，回避開了，紙上的黃河不再是黃河水的真味道。小說整體上變得植株稠密而穗頭不大、顆粒不太飽滿。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？觀察當今已是以青年作家為主力的作家隊伍，大約有兩種情況。一類作家是技術型作家。這類小說家的致命弱點是缺少特定階層或地域、行業的生活經驗積蓄，因為缺少豐富的生活經驗，苦于沒有多少真感受，所以他們至少在口頭上比較輕視生活經驗，他們的長處是很會編故事，通曉流行的敘述方式，語言功夫老到，句子干凈鮮活，手藝很好。他們寫小說主要依靠主觀想象虛構，而小說總得要把虛構的事情寫得像真事，其缺少生活經驗、寫實不實的毛病也就不時顯露出來。這一點與柏原們很不一樣。小說當然可以而且應該想象，何況小說中還有純寫意的一類小說，意象更不必與生活物象一一對應，但問題的實質在于這樣虛構出來的故事往往是比較空洞的，意味是寡淡的。一句話，寫小說不必實有其事，但作家的真感受卻是不可或缺的，躲在暖屋里隔著玻璃推想風雪的寒冷感，與真的在屋外凍過一夜，感受是不一樣的。還有一類作家是自然寫作者。他們泡在生活里，有一定的個人經歷，但還缺少勘透生活現象的那份見識、眼力，他們誤以為小說無非就是對自身經歷或身邊故事的敘述，對事物的細細描述。他們很在意創作量，于是不加審視和精挑細選，有啥寫啥，撿到籃子里的都是菜，寫到紙上的就是作品，小說講述的雞毛蒜皮的事情也就真的只剩下雞毛蒜皮本身那點意思。從中也許可以窺見，與柏原這一代小說家相比，年輕的小說家們或者缺乏豐富、鮮活的生活經驗，深刻獨到的感受，或者缺乏日積月累起來的見識，或者小說技能還不夠純熟，總之是還缺乏諸種因素綜合形成的功力。對此，作家們各自都需要有清醒的自我認識。
　　這時候重讀柏原們，對我們一起反思小說，看清現在的小說品相、缺陷、流向，也許不無裨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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